從今年10月初開始,我便不斷在國內媒體上發表文章,公開叫陣,希望曾志朗院士能夠展現他所謂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,針對學術界對其研究結果的爭議,挺身出來,為他自己主張的研究風格展開辯論。許多學術界的朋友看到這一系列文章,都傳言紛紛,打聽我跟曾院士之間是不是有什麼私人恩怨?
我跟曾院士之間確實是有私人恩怨。1996年,楊國樞教授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,開始積極推動在中央研究院內恢復設立「心理學研究所」。當時大家共同的構想是心理學研究所分「社會人格」和「認知實驗」兩組,該項計畫並經由中研院評議會通過。
楊先生是位行事低調的謙謙君子。當同案通過的法律學和政治學研究所先後成立,心理學研究所的恢復仍然遙遙無期,楊先生便已經卸下副院長之職。曾院士接任中研院副院長之後,他突然變卦,反對恢復設立心理學研究所,而主張成立「認知神經語言科學研究所」。任何人都看得出來:他之所以會有這種主張,一方面是他反對楊先生提倡的「本土心理學」,一方面是他想「整碗捧去」,把心理學研究所變成他個人的勢力範圍。結果心理所恢復案遭到擱置,他卻倒打一耙,到處宣稱:本土心理學是「偽科學」。
我為了推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,花了十幾年的時間,研究西方的科學哲學,撰成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一書,以之作為基礎,建構「含攝文化的理論」,從事實徵研究。該書出版後,廣受學術界的歡迎,目前已出到第3版。他居然敢說我所推動的本土心理學是「偽科學」,是可忍,孰不可忍?
曾院士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教育部長;二次政黨輪替後,又出任政務委員,官學兩棲,藍綠通吃,位高權重,誰都拿他無可奈何。沒想到,最近他又舊案重提,倡議要推動成立「心理學研究所」,希望由心理學會提出申請。我一向認為:在全球化時代,心理學者最重要的使命,就是建構「含攝文化的理論」,和西方的研究典範分庭抗禮。多年來,曾院士卻是利用他的權勢,促成多所頂尖大學購買貴重儀器,再由他在幾個大學吸收的「樁腳」教授,負責訓練研究生,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,大量發表「輕、薄、短、小」的研究論文。這是很明顯的「兩條學術路線」之爭。我因此建議:趁今年心理學會開年會的時候,開個辯論會,大家一起討論台灣心理學未來發展的方向。不料曾院士竟然拒絕了我的建議。
這就讓我感到奇怪了。我主張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心理學,對西方主流的研究典範進行科學革命,認為這是心理學發展的第三波,並在英國發行的學術期刊《社會知識學》(Social Epistemology)上,和瑞典倫德大學(Lund University)教授C. M. Allwood進行了長達3年的辯論。我刻意將雙方發表的11篇相關論文掛在美國心理學會「本土心理學推廣小組」的網站上,接受國際學術社群的檢驗。曾院士不但不敢跟我辯論台灣心理學發展的方向,反而到處說我是在搞「偽科學」,我怎麼嚥得下這口氣?
曾院士自詡為「研究的正直風範」代言人,現在我公開指責他的研究取向是在「養小鬼」,用「跟屁型」的「爛研究」在製造「垃圾論文」。他心中的感受,料想亦必如是。可是,他卻兩次拒絕我「在心理學會公開辯論」的要求,這是什麼道理?
我們兩人之間的恩怨,其實也是台灣心理學發展的「兩條路線」之爭,是不可能「私了」的。請曾院士勇敢的站出來,告訴我們的學術社群:什麼是「偽科學」?什麼是「爛研究」?什麼是你自己的「研究風範」?
(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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